同时，这种心，有一种向性即方向性，本身是向上向善的，故孟子有扩充的说法。

从以上宗旨及其具体实行的设想中可以看出，道德学社是儒家的学术理路，但凸显的是儒家的宗教层面，是以传统儒家神道设教的方式在民间进行道德教化，弘道明德，实现救度，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平治天下。我自生有个特别见解，乡人都言我不好学，你看某人入学中举，一乡仰望，何等尊贵。

1933年任参谋本部总务厅厅长，赴北平协助处理华北事务，并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总参议身份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汉武帝时曾遣司马相如以檄书晓谕巴蜀曰：让三老、孝悌以不教诲之过（《汉书·司马相如传》）。孔子以北极星形象的比喻德对于为政者治理天下的重要性，认为为政者有德，就有了感召力、凝聚力，就会如同北极星一样，自在其所，而群星都拱卫于四周。但王士珍还是不为所动。次年，任陆军第二十镇差遣委员，旋入奉天东三省讲武堂。

乡约始于北宋，盛行于明代，流传至今。我们希望他能说点什么，而任老先生只笑微微地说了一句：万物作焉而不辞，道何言哉。就一种广义的汉语哲学来说，运用汉语世界的思想资源可以对来自西方的哲学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质就是所有的一切——自然、社会和个人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虚假的差异性在看似强调差异的比较中常常预设了某种普遍性，但这种隐匿的普遍性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应该看到，汉语的深厚传统也让我们有某种高于逻辑化的语言立场。亚里士多德哲学似乎与柏拉图哲学有巨大差别，但其基本出发点仍是要去解决老师的问题：解释不变的理念与可变的感性世界之间的关系。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一个直接例证甚至就是汉语哲学本身的翻译，汉语哲学这个概念如何用英语表达？Chinese philosophy可以用来翻译中国哲学，也可以翻译为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日趋成熟也在逼迫汉语世界寻找更加适合自身表达的规范性。亚里士多德提出基于不变的本质或形式去理解变化的实体学说。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当然是在西方本体论传统内部给出的区分，把哲学家们关于他们所说的何物存在的差异以逻辑方式明确标识出来。这些哲学努力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国思想的研究范畴，敢于在现代社会中重估本源性思想的世界意义。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哲学洞见，那个时代的中国哲学家普遍没有意识到西方哲学的这个本源性机制。如果先秦诸子有论理，这论理是普通的呢？还是特别的呢？这也是写中国哲学史的一先决问题。这一秘密的语言结构主宰着西方哲学。基于事物的各种变迁，言无法与世界直接对应，而是起到一种提示作用。

基于对汉语世界的认识，从中国哲学到汉语哲学一定有着一种理论范式上的转变: 其一，汉语哲学首先是一项哲学创造的工作。汉语哲学试图避免目前中国哲学在研究论题上的历史化、民族化倾向，不以中国历史上各种哲学学派的研究为限，坚持对人类普遍性、根本性问题的探究，面对现实世界，给予的是理性化而非权威化的解答。

正是语言使事物在世界之中显现出来，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是存在之家，人栖居在语言所筑之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就居住在不同的家中。黄勇发起了一系列相遇中国哲学（Encountering Chinese Philosophy）的工作，以汉语思想资源回应当代西方哲学的问题：每次挑选一位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他以前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中国哲学。

汉语哲学的规范性对此要有深切的自觉。翻译上的种种问题，正反映了两种语言板块之间的碰撞，反映了西方哲学作为他者之进入汉语世界的他异性外在性以及汉语所做出的排异状态。西方的汉学—哲学家们，天然地有一种他者视野，处于外在性位置，像葛兰言、谢和耐（Jacques Gernet）、葛瑞汉、郝大维、安乐哲等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有益而深入的尝试。翻译作为他者的进入，正是西方哲学的概念、思想在汉语世界中得以安放的过程，在汉语世界寻找自己位置的过程。西方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却让汉语世界表现出极大尴尬，学界单就怎么翻译being已经发表了很多论述。汉语世界对于语言—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也深刻地影响着汉语思想传统。

相应地，在古汉语中对于主词也不那么重视，由此而造成主谓不甚分明。重新审视汉语不是一项语言学工作，而是要回到汉语源初地生成的生存境域。

在不同文明体系中，从事哲学、艺术或者其他文化活动，人们借助概念结构所承诺的不仅是何物存在，还可以是如何存在的问题。哲学思想的成熟催生了哲学的规范性。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2卷从研究实体的变化一直到一种永恒存在，在逻辑上推出一种能引起其他被动者运动而不被推动的永恒存在，所有事物的第一个，它推动所有事物，也就是神的问题。事实上，汉语哲学在历史与现实中早有展示。

这个象既不是一种具体形象，也不是一种概念抽象， 而是独有的一种概略表象，象征着事物的变化，在言—意之间形成了一种中介。追求同一的情爱（Eros）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Eros是一种结合力量。在轴心时代，构成一个文明的经典蕴藏了许多原初概念，构建了人们理解世界的框架性理念，如生生阴阳中庸言—象—意亲亲孝悌几微势等，所有这些原初概念都不太容易翻译成外语。也许可以用doing philosophy in Chinese来说明，突出其哲学活动所运用的是汉语以及汉语本源性思想资源。

第一个层面是哲学语法的问题。事实上，早在海德格尔做出这番概括20年前，张东荪即以其哲学的敏锐，指出西方哲学上的本体论，宗教上的上帝观以及名学上的同一律在根本上是一起的。

但在古汉语中系词是（is）的弱化，甚至在判断句中完全省略，由此也造成了基于是的逻辑体系的完备性在汉语世界中相当薄弱。这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比较，而是有着本源性、方向性、框架性的特点，这构成了汉语哲学问题意识的脉络所在。

目前西方哲学研究多重视第一个环节，即如何超越汉语世界的限制去深入理解西方哲学。因此，人类对普遍性问题的回应，一定是会在各自语言世界中做出的。

最后，在印欧语系中being作为being，并不单纯指称存在，being同时还是系词是。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明清之际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其基督教背景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发现了诸多相似性， 没有这种最初的相似性，不同文明间很难建立最初的沟通。张东荪从言语、逻辑、思想传统、哲学范畴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思想传统特征，对于汉语思想与概念的独到性有深入洞察，他的哲学很难归入现有的中国哲学范畴，却称得上是汉语哲学的先驱者。与之相区别，汉语哲学在方法论上更倡导一种迂回的策略。

用汉语进行哲学对话同样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体现，同样具有普遍意义，而不仅仅是某种普遍性的特殊体现。究竟应该翻译成存在还是是，这种歧义与争论看似翻译问题，究其实质是西方世界与汉语世界在语言层面上的碰撞，是汉语世界对于这种外在性的排异。

汉语基于最基本的语汇、不同的句法，以及漫长的文明历程积累于语言之中的概念框架与思想传统，在不同层面上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的汉语世界。澄清这些原初概念与思想是汉语哲学的工作起点。

在巴门尼德—柏拉图体系中，首要探寻的是在感觉世界之外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柏拉图哲学延续了理念世界与可感世界的二元结构，成为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导性架构。